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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盟法上，通信权和个人数据保护权各自有独立的规范基础，个人通信数据的处理往往涉及二者的竞合。

如果从防御他人对个人人格过度妨碍的角度看，这些权利就可以看作是个人信息权的主体维护自身人格自由与个人自决的手段和方式。[lxiii] 参见张彤：《论民法典编纂视角下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行政管理改革》２０２０年第２期，第３０页。

如果转换视角，不以支配权作为视角，转换传统的权利观，似乎可能找寻到另外一种出路。[lxiv] 笔者关于在三方关系中保护个人信息的初步观点，可参见张翔、钱坤：《三方互动中的个人信息保护———从宪法视角看ＦＢ事件》，《腾云》２０１８年第６５期。[xliii] 刘权：《论个人信息处理的合法、正当、必要原则》，《法学家》２０２１年第５期，第３页。从实定法上观察，《民法典》1034条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条分别使用了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和个人信息权益的概念，《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四章又使用了个人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权利的表述。[xxix] 也包括同样在学理解释和建构中的隐私权，参见李忠夏：《数字时代隐私权的宪法建构》，《华东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２１年第３期，第４３－４４页。

考诸立法史或许可以发现，写或不写根据宪法往往只具有形式性、标志性或者宣告性意义，但是观察近年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实践，会发现根据宪法条款的实质性、规范性意涵在明显增强。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但是，支配权思维建立在权利主体与权利客体二分的基础上，将人格权看作支配权，就会产生主体将自身作为客体支配的悖论。

当下多数的主张，都将《宪法》第38条人格尊严作为个人信息权的宪法基础。在数据技术急速发展的背景下，国家的信息处理和挖掘极易对个人人格发展相关的私人生活安宁与行为自由形成压迫或侵扰，使个人降格为国家管理的手段。[xxii] 参见姚岳绒：《论信息自决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在我国的证成》，《政治与法律》２０１２年第４期，第７２页。在合宪性审查层面，在1983年的人口普查案中，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便立足于《基本法》（Grundgesetz）第1条人格尊严条款和第2条第1款的人格自由发展条款，推导出个人享有信息自决权。

因此，个人很难凭借告知同意机制真正作出科学、审慎的选择，[xli]告知同意模式难以完成借由对自身信息的支配而实现个人自决的目标。但是，在这方面仍有继续进行学理和实践探索的必要，例如《个人信息保护法》第50条第2款规定的司法救济路径与第六章规定的公共监管路径之间的分工配合。

个人信息保护领域中告知同意模式的式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支配权思维的局限。[lxi]《个人信息保护法》对国家机关处理个人信息的规则作出专门规定，体现了作为基本权利的个人信息权的应有之义。传统的基本权利，包括表达、人身、住宅乃至婚姻、家庭等在内，都会进入信息处理的情景，而可能因信息处理而被干预。需要注意的是，此种差异化构造无法仅依靠对个别条款的观察而获得，而是有赖基于整个宪法文本的中国化的法律保留学理体系的建构。

个人信息保护法制的建构，应当在个人—平台—国家的三方关系中妥当考量。个人信息法律体系的建构任务，是在多元化、大规模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对公民展开全面、有效的保护，牵涉个人自治、私人生活安宁、平等对待等横跨公私法不同领域的价值。参见张新宝：《论个人信息权益的构造》，《中外法学》２０２１年第５期，第１１５５－１１５６页。例如通常认为，个人针对个人信息并不享有财产权。

[lvii] 参见曹相见：《人格权支配说质疑》，《当代法学》２０２１年第５期，第４０页。[xxvii]但在层出不穷的新业态、新情景下，财产、数据、信息等因素可能出现更加纠缠互融的样态，使得个人信息权的项下仍有容纳财产因素的可能性。

我国《宪法》在2004年修改时纳入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一种新的国家价值观的注入，为整个基本权利章的解释提供了新的评价关联。[xiv]我们知道，《基本法》第1条人格尊严和第2条第1款的人格自由发展同样是德国民法上一般人格权的规范基础，[xv]但从中导出的信息自决权首先当然是宪法上的基本权利，直接针对的是来自国家的干预。

五、结语 《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立法过程，反映出其从民法特别法向领域法的定位转移。[xlv] 参见戴昕：《数据界权的关系进路》，《中外法学》２０２１年第６期，第１５７１页。以我国宪法文本为依据，将个人通信信息直接纳入《宪法》第40条的保护范围的方案，可以避免欧盟方案下论证个人通信信息同时受到两项基本权利保护所增加的解释负担。人权条款可以看作一个概括性条款而容纳未列举的权利。例如，权利的内容是主体对客体的支配方式，非主体之利益。从权利人所享有利益的范围观察，也有学者将个人对个人信息的控制性利益表述为信息处理中的自主利益（或自决利益），[lii]以此说明这种利益仅适用于不对称的信息处理关系。

[xlvi] 参见金可可：《论支配权概念》，《中国法学》２００６年第２期，第８４页。例如，2021年对于《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修正，涉及人口政策从控制人口数量向调控人口数量的巨大转变。

[x]在出现偏离以所有权为典范的民事权利形象的新兴权利（例如人格权），以及出现更多需要高强度保护的利益的现代社会条件下，权利和利益二分的基础已经发生了松动，个人信息保护只是对这种区分的一次较新的冲击而已。也就是作出绝对权项下对物支配和人格自由的二分，将人格权理解为受尊重权，[lvii]指向他人的特定行为。

制定实施本法对于保障公民的人格尊严和其他权益具有重要意义，建议在草案二次审议稿第一条中增加规定‘根据宪法制定本法。[lxviii]应该说，《个人信息保护法》作为领域性立法，已经以问题为导向，在努力实现公法机制与私法机制的协同。

在当下，虽然尚难找出告知同意模式的根本性替代方案，但规制模式的转变已不可避免。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赞同上述意见，建议予以采纳。[i]这段表述首先当然表明，立法机关愈加重视立法的具体宪法依据问题，而不是轻率地写入形式性的根据宪法而实际上罔顾法律草案的合宪性。确立告知同意规则，是希望从源头上限制对个人信息的过度收集。

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基于个人与信息处理者之间关系的高度不对称性、处理频率的大规模性、处理风险的外溢性，个人信息保护问题具备天然的公共化形态，[xi]个人信息保护已然成为一个多部门法综合处理、共同着力的领域，民法思维未必能剀切适用。

法教义学有其创新功能，从而避免推倒重来的制度成本和对法安定性的冲击。[xiii] 参见张翔：《论基本权利的防御权功能》，《法学家》２００５年第２期，第６５页。

例如《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9条的规定，在证明责任上采取了有利于个人的方式，缓解个人因技术劣势、举证困难而无法有效维权的困境。第三，将个人信息权的规范目标确定为免于对人格发展的过度妨碍。

区分保护论认为：权利的本质不是利益，权利只是保护利益的工具之一……立法者可以通过单纯设定义务的方式保护他人的利益。（一）防御国家公权力 将个人信息权确立为宪法上的基本权利，首先意味着个人信息权是防御国家公权力的主观防御权。[xii] 参见丁晓东：《个人信息私法保护的困境与出路》，《法学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６期，第１９４－２０６页。分述如下： 第一，通信自由与通信秘密。

在抽象的宪法依据宣告和立法权限说明之外，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对于法律草案的审议也愈加关注立法的具体和实质的宪法依据。对法律草案合宪性这样大篇幅的、结合具体宪法条款展开的较为充分的说理，在以往的立法活动中是少见的。

但是，如果采用人格发展权的思维，就可以将信息茧房看作是对人格发展的妨碍，从而要求国家承担客观法上的保护义务，建构规制框架来防止平台等对个人人格的支配，维护个人人格发展的空间。在此意义上，个人信息权的宪法证成，实际上是宪法学证成。

[liii] 参见张翔：《民法人格权规范的宪法意涵》，《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２０年第４期，第１２１页。而在我国宪法的规范条件下，通信权具备宪法上的明确规范基础，个人信息权则属于宪法未明确规定而有待证成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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